“我知道。”应泊又笑了笑,这次是真正的轻微上扬了嘴角,“只是,不说这些,我怕真扛不住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抱得更紧了些,像是要把人嵌进胸口:“殉道者不会停的,起码现在不会。他作案都越来越从容。这说明他自信了,他知道我们抓不到他。”
路从辜垂下眼睫,默默听着:“那你……有没有什么思路?”
应泊摇了摇头,脑袋在他肩上蹭了下:“没有。”
他又顿了一下,嘴角勾起一个玩笑似的弧度,低声说:
“说不定……下一个就是我。”
他这话刚落,肩膀就被重重锤了一拳。
“嘶——”他故意夸张地叫了一声,歪头看着路从辜,眼里带着笑意,“你还真下得去手啊,我可是伤患。”
“你再说一次试试?”路从辜沉声,眼里却有火光微微跳了一下。
“说不说无所谓,反正你舍不得。”应泊轻轻一笑,终于松了抱着的手,靠回沙发靠背,“去拿药箱吧。”
路从辜起身翻找了一圈,过了半分钟走回来:“没有绷带了。”
“没有了?”应泊撑着额角坐直,“昨晚我明明记得还有一卷……”
“我记得那是上次你自己裹的那点,已经用完了。”路从辜皱了皱眉,“我下去药店看看。你自己在家注意点,疼就躺一会儿。”
“遵命。”应泊笑着,冲他行了个没力的军礼,看着他披上外套。路从辜正要朝玄关走,应泊却忽然又一次开口,声音不重,却精准切入空气:
“从辜。”
“嗯?”路从辜回头。
“去查一下……”应泊语调忽缓了下来,“这三个人……有没有交集。”
路从辜顿了顿,目光掠过他略低的眉骨,没急着应声:“你是说,三名死者之间的共同关系网?”
应泊抬起眼,看着他,嘴角仍挂着刚才若有似无的笑意:“不止他们三人。查查他们共同出现过的学术场合、行业会议、甚至饭局聚会……我怀疑凶手不只是一时激情‘选中了’他们,而是已经观察很久了。”
除了李文光留在现场的录音,其他两起案件都没有明确指向死者生前的争议性言行,殉道者信中的话术也相对隐晦。应泊虽然联想到了,但并没有声张——毕竟,只是他个人的直觉罢了。
至少目前,在警方眼里,这三个人还是毫无共性的分散的点,需要一根丝线,将他们连缀起来。
路从辜微微眯眼:“你是觉得‘殉道者’不是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,而是个‘局中人’?”
“我没那么说。”应泊仍笑着,但那笑意薄得像纸,“我只是突然想起来,也许他们……曾经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?”
路从辜望着他片刻,眼神一闪——应泊此刻的表情太冷静了,冷静得不像是临时起意,更像是在……印证某种猜测。他总有种应泊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的直觉,但他没有继续追问,只是点了点头:
“我明白了。我会让人调名册、酒店记录、出席签到,全部翻一遍。”
“好。”应泊缓缓地笑了笑,像是轻松地松了口气,“路队辛苦。”
门轻轻合上后,室内重新归于寂静。
那盏落地灯仍亮着,映得半墙温黄。应泊倚着沙发背,仰头看着天花板,手轻轻垂在身侧,握着的指节无声收紧了几分。
他闭上眼,打算休憩一下,大脑某处神经一颤,有个声音没来由地响起:
“……法学就是神学,权力就是神祇,我们都是权力的殉道者。”
这句话来得没有任何预兆,像是从记忆深井中忽然炸出的闷雷,沉重、冰冷,却自带着一种神谕般的残忍。
是谁说的?
他不记得是哪一年听到的了,也许是一次辩论会结束后的深夜长谈,也许是某个导师喝醉后的醉言碎语。那句话当时听来像玩笑,像极了学院里那些自命为“制度哲人”的老家伙说的疯话。
可现在,那句几乎被遗忘的“疯话”,却像一块冷铁敲进了他脑中。
“权力就是神祇。”
三名死者,无一不是曾在权力轨道上深深参与过重要事项的人。他们推动立法,主导裁判,审理项目。他们不完美,甚至曾偏斜、懦弱、妥协、隐瞒,但——
他们不是“该死”的人。
可有人不这么想。
应泊低头,手掌慢慢摊开。他看着掌心发白的纹路,沉默良久,仿佛能看见那句子正被烙在血肉之中,无法剔除:
“我们都是权力的殉道者。”
他唇角缓缓抿紧,眉心微蹙,眼里的光一寸寸沉下去,变得冷静,变得犹疑。
他终于意识到,这场杀戮,可能不只是“暴力犯罪”,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复仇。
这也许,是一种极端的“信仰实践”,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。
而他自己,也只是实验的一个变量而已。
*
应泊又发烧了。
早上一醒来,胸口就像被火烤了整整一夜一般剧痛,他只好请了假来医院复诊。医院三楼内科候诊区的空调吹得冷气一层层地往下压,像是一块无形的湿布挂在天花板上,要掉不掉,让人不自觉地耸起肩膀。
应泊靠着银色金属靠椅,衬衣贴着背部一片湿透。他手中攥着拍完的CT片子和病历本,额角渗着薄汗,眼窝有些凹陷,眼底一圈微红的青色,像是两道多日未愈的伤痕。
一定是枪伤留下的血气胸又发作了,连日来的压力让他根本无暇休息,只能连轴转。现在,应泊暂时顾不上自己的疼痛,只想诌一个听上去合理的谎,让医生别骂他骂得太狠。
走廊里人不多,但氛围却嘈杂。他正低头发呆,忽然听见不远处爆起一串怒吼:
“你还有理了是不是?你考成这样,好意思顶嘴?”
一个中年女人声调拔高,像锉刀一样刺耳。她站在候诊区角落,双手抱臂,脸上的怒意几乎要把口罩都顶开了。
她面前,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低着头,鞋尖一下一下蹭地,像是在极力忍耐。他轻声说了句什么,却又立刻被打断:“我不管你说什么!你知道现在中考分流有多残酷吗?你要是考不上那个学校,以后怎么办?高考怎么办?咱俩今天都没脸出这医院!”
“不是……是我身体不舒服,我刚才说了我耳朵嗡嗡响……”男孩低低辩解。
“你嗡个屁!你就是想偷懒,仗着生病不想学习,是不是?”
那女人骂得咬牙切齿,男孩的肩膀微微缩了缩,却没有哭,只是沉默着,低头像一块被丢在角落的石头。
应泊听得眉头拧得死紧。他本能地想移开注意力,视线却被这段争执牢牢拽住,耳边的声音再难忽略。
像一把无形的锁扣住记忆的闸门——某种早年间刻意遗忘、却从未真正远离的东西忽然被扯开。
那一年他十四岁,也是在医院走廊。
他成绩掉了一名,母亲在诊室外当着一排病人吼了他整整十分钟,手里拿着的是那张刚从老师手中拿回来的期中考试试卷。
“你到底有没有点出息?你看看别人,再看看你自己!我说了多少次,考第一才有资格说话!”
“不是我不努力,是那道大题……”
“我不听你解释!你那是找借口,是撒谎!你以为你能骗我?”
应泊当时也没有哭。他只是记得那一刻的风从窗户外灌进来,吹起窗帘一角,却怎么也吹不散他胸口那团难以形容的钝痛——不是委屈,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疲惫的麻木。
——她不是在听我说话,她是在用她的“身份”说话。
从那时起,他开始厌恶这种姿态。
母亲、老师、上级,制度、程序、法规……哪一个不是站在高位,用“你只要听话”的立场俯视着你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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